讀罷唐英年為重啟西九而發佈的官樣文章﹐我隨便抽稱一下：

唐官開宗明義說「打造經濟大都會」﹐是致使香港消徐「文化沙漠」的協因﹐實在使人懷疑。

昔日香港被稱為「文化沙漠」﹐套路大抵有二。其一﹐謂香港人只知工作賺錢﹐沒有投入時間培養文化素養。其二﹐謂香港開埠歷史有限﹐沒有多少備受認同的文化承傳象跡。反對香港正文化沙漠的說法﹐其實亦可遁著社會生活和時代因素推論。比如說﹐香港的經濟發展帶動了物質生活文明﹐而消費品經過市場包裝外﹐既多元化﹐亦各具文化增值。又比如說﹐香港一度是中國文化人的避難所﹐是外國人探索中國文化的橋頭堡﹐是中西文明的交接點﹐是故不單承繼了傳統文化﹐也是新潮流的發揚地。

問題來了﹐打造經濟大都會﹐是否指推動物質文明？物質文明底下衍生的文化﹐好像是需要大眾消費﹐而大眾消費的條件﹐則是比較均富的社會環境吧？相比起均富﹐差社會強調的是追求累積財富﹐或強調人均收入﹐大眾就會傾向投入多點時間去工作賺錢﹐減弱消費動力。這樣子是就算是物質充裕﹐也只能為外在的消費社會作嫁衣裳﹐為他方的文明增加色彩吧？

為了促進經濟﹐徹徐阻礙經濟活動的落後事物﹐香港僅有的歷史文明都已被支作代價﹐續一掃平了。難度我們可以保證﹐用賺來的錢去興建新項目﹐那些項目會立即成為文化依歸？或許十年百年後﹐這些東西都靠夠格升華為文物了﹐卻難逃發展濟經、更替舊物的邏輯吧？

唐官把投資西九的願景﹐描劃為「創造就業機會，推動旅遊業發展…強化香港的競爭力」。這願景與他所構想「非金錢回報所能衡量」的「文化都會之林」﹐好像是兩回不同的事。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哪一把尺去量度西九？西九管理局是否同樣搖擺不定？

坐這山﹐望那山﹐一事無成。要是管理當局有一個管理的意志﹐它只可以在「推廣文化之餘把握經濟機會」或「確保收支平衡之餘保育文化」之間﹐任擇其一。甚麼是主﹐甚麼是次﹐得有一個分曉。

政客就是那種甚麼都要﹐甚麼都不用他們承擔的好事之徒。目前民主派質疑政府好大喜功﹐他們就要承擔停滯無功的責任。我希望他們表白自己就是不貪功﹐並為亟待西九建設的文化訴求和利益團體解話﹐那是負責的表現。有時看到他們一轉身就變成了文化急先鋒﹐嘲諷政府毫無建樹﹐那種嘴臉就像親政府派偶然去抵毀政令不解民情一樣﹐好像他們不關事。

政府高官亦然﹐不願意認同本土文化﹐又要去建構他們自己才足以玩味的文化都會景象﹐非要跟大眾對立不可。到底他們是外星人﹐還是殖民侵略者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