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十九世紀未到二十世紀未﹐工業化已經發展到非專業而不宜茍存的地步。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在壓榨工人權益﹐於是工人要團結起來搞革命。這一個批評﹐若是落在今天﹐則己變得相當之玄妙。
工人革命的條件﹐其實和民族革命條件相類似。近一世紀的絕大多數革命﹐實為民族主義的革命﹐而工人革命只是一個個榥子。共產國際對於基層工人始終缺乏號召力﹐基層人民一旦擁帶出民族國家的執政體﹐雖則此執政體必然要處理國土以內的民族共融問題﹐但更難免地要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國家民族的團結體制。
然則當國家漸漸地退位﹐出問題的不單是原先共產政權所依賴的基層工人政黨﹐而是基層工人本身。以往基層工人的角色是為政治組織的力量來源﹐同時又是國家經濟、生產力的中堅﹐他們反抗壓榨的力量﹐就在於工人自主的經濟可能性。如今﹐工人自主己經變成一種論述的形式﹐工人本身的專業化﹐已經超越了基本人權、尊嚴、平等關係﹐而成為工人經濟的核心價值觀。
世界雖然不是二元﹐但向來都可以相對化地描述。昔日採用的勞資階級分歧﹐放於今日﹐大可以改為能人和庸人之間的分歧。
昔日納綷主義的可怕﹐是在於以種族建構人類之間的能力階級觀念﹐從而借淘汰不適為名﹐實施種族屠殺為實。但今天種族放諸於全球化的語境來看﹐已經變為次要的號召。相對而言﹐經濟狀況、文化差異﹐才是主要的衝突基點。沒有被屠殺的庸者﹐始終逃不掉社會邊緣化壓力。
一個有專業學識﹐懂得和英語世界溝通的巴勒斯坦人﹐不會只礙於宗教和種族的歧見﹐而不可以和以色列人合作。但是幾乎在每一個國家﹐都出現地緣、業緣的貧富政治對立。
不難看出﹐在美國﹐在英國﹐政黨各有基地﹐而權力平衡則取決於少量的中間區域。這些經濟強國尚且可以利用民主制度﹐去保持國民情緒平衡。新保守主義雖然未必有利於經濟﹐卻不致於使國家缺於國際競爭中的劣境﹐強權（軍事顯現）依然足以激起民粹﹐而民粹正好是用以化解經濟結構差異的普國共同語言。
近來有三個比較大的政治動蕩國度（細的也太多了）﹐這些國度正好是無從以強權和民粹舒洩經濟發展引來的不平等。
如果以台灣台獨主張﹐視為民進黨的政治資源﹐那實在是摸不通現代政治中的要命難題。民進黨始終是以「相對於國民黨大陸兵仔先進」而自居﹐這並非再是台獨視野底下的民粹﹐而已轉化為文化經濟差異帶來的心理問題底下的民粹。
國力和經濟底下的邊緣性﹐並非任何民粹思想所足以解決的問題﹐然則民粹主義卻提供了一個機會﹐讓專業性、經濟力、文化資源皆處於下風﹐並且結構性地難以向上爬的底層人民﹐宣洩一口冤氣﹐向中產、專業者施展壓力。
我認為這個框架﹐比較適合解釋香港、台灣﹐以至泰國目前所處的政治局面。這也是一個普世的命題。民主社會本來是期待專業、文化人主導﹐但建制底下﹐新經濟的邊沿人也得借助這個框架來向社會中堅反彈。他們所持的﹐乃是控制選票的量﹐乃是基要思想底下的團結力﹐乃是一同要宣洩一口被社會所遺棄的氣。是故他們不會為了穩定經濟﹐而等待下一輪選舉。
人民的幸福﹐並不盡然理性的。感性需要往往更關係到幸福和存活的尊嚴﹐這個需要﹐在缺乏強大宗教支柱（統合性）的遠東地區﹐尤其不能政治地解決。
陳水扁無法解決台灣的經濟困局﹐是故他若要處理新經濟底下的邊緣壓力﹐只能運用民粹語言﹐而他自己卻為這種語言所反噬。如果取代陳水扁的新政權﹐只是一個如施明德所要求的清廉者﹐他依然要面對發展經濟和能庸階級差距拉大的問題﹐社會資源有限﹐任一邊不處理好﹐就會被中美所拉倒吸乾。
（我始終認為﹐挺扁和倒扁的共同動力﹐都是在於被經濟體所遺棄﹐而後才有這個空虛去參與政治運動。）
於泰國而言﹐誰真有能力取代他信？他信可是兼具李光耀的政經能力﹐和埃斯特拉達的親民形象於一體的政客。他並不算腐敗﹐卻是敗於出賣國家企業給他國財團的行為﹐這充其量是表露他帶領不到本土商人踏入專業化的國際市場去﹐使泰國變成了庸人的國度。（所以﹐他信也許是一個強人版本的董建華）
比起伊斯蘭世界泡出來恐怖主義反擊﹐遠東、東歐一樣要回應專業階級的納粹本質。在沒有足夠條件提供福利﹐尤其從資料網絡所洩露、屬於他國和本土專業階級共享的福利底下﹐無論是以民主選舉為基調的罷免運動﹐或是透過軍事行動所促成的政變﹐都只是社會邊緣階級無力自持後﹐對專業納粹社會作出的反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