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一個不好的習慣﹐就是思路未完整時便開始寫下來﹐寫著寫著便跟原先的思路扯開了距離﹐接著又沒有補遺修正﹐以致寫了很多爛東西。
以下是一例﹐我本來想就著希羅時期﹐平民是甚麼？他們憑甚麼製衡元老院或貴族階級﹐來論述一個唯物觀的道德構想。當然﹐要把這個框架搬入香港人的心理分析上既不容易﹐又很干犯泛化論的毛病。結果我寫下去﹐竟沒了半點唯物論或希羅史料的章節﹐文章越到後期﹐越是零散和泛化論﹐自覺不知所謂。
只是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很值得思考下去的﹐姑且把壞文都貼好了﹐希望有人肯抽稱和斧鑿針砭﹐看看有沒有可能琢璞成玉。不然﹐要提醒有心看的人﹐這篇東西我寫完再看時﹐都不敢想象這是人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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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lxb (lxb) 看板 Independence
標題 簡談香港道德
時間 2005年11月24日 星期四 04:36: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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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月四日將有的遊行, 理論上是順從零三年七一遊行的脈絡發展
出來. 時代不同, 人心有變, 參與遊行者的起動原因可能無法統一
地解析, 但是還有可能描繪出總動員體系的出師底線, 以作為三年
抗爭的變化和其廊廓.
問題是這樣的: 龐大遊行的力量, 到底是體現在甚麼地方? 這種體
現, 固然有表徵和內在因素之別, 但更重要的是群眾的願景跟實績
之間的拉扯, 會帶來怎樣的發展？
其實我想直接說: 沒有發展. 這就是香港道德的展現.
我想在這裏做一個政體分析. 政體的意義不在於政府單位的結構,
或是最高官員的產生辦法 (即普選或委派) , 這些東西不過是權力
的面譜、表皮, 未必可以透達社會內部肌理. 尤其當目前各種政權
結構和產生方法, 大抵都是抄襲借鑒性質, 必需要回溯社會大眾以
甚麼作為「幸福」和「自限」, 才可以確立每個人置入政體的依據
.
如果要作一個政體的解構, 難免要對此政體底下的社會組成張力,
有一定的了解. 大眾之所以結合在一起, 乃具有活態的「幸福因」
和靜態的「自限因」, 兩者構成了道德取向和道德根源, 結合著隨
時代而演化的道德器具 (亦即表面政體) , 應足以描述社會的脈搏
. 我再次強調, 作為道德器具的表面政體, 僅僅是被選擇的, 可以
是偶然發現, 或是從外漂來的東西. 今天大家喊著口號追求民主普
選, 不過是當代矚目的一套時裝, 難保沒有她過時落伍的一天.
如今我們有一個危機, 就是把「器具」性質的民主/ 普選誤解為理
想、為目標, 而遮撥了選擇此器具的底層道德, 以致陷入了無法曉
明大義所在的迷霧中. 事實上, 迷糊的極致就是使作為目標的器具
, 從來未有務實執行過.
( 這亦是我所理解的情況: 民主派是極度反民主的, 親中派是極
度反共的, 中間派是一點都不重視平衡的, 愛國商人也往往是
賣國商人. 究其根, 每一種主張都只是私利和私願所在, 並不
是作為置身社會的道德判斷. )
甚麼叫做活態的幸福因? 那就是指每種社會流動的動力. 社會流動
包括了垂直的階級流動、水平的地緣和關係網流動, 以及號召和創
建關係網、社會地位的結集運動. 這些流動皆要有自發動力支持或
配合, 而大凡人類自發的活動, 皆有追求幸福的意味. 倒過來說,
幸福即是投入活動, 不僅僅是值不值得的想象.
與之相反, 靜態的自限因就是用以解釋非自發狀態 (包括沒有活動
或是處於被動) 的牽扯力. 雖說社會流動的勢態是被動的, 但是「
自限因」卻是主動的解釋, 亦即是以幸福的方法 (主動投入) 來處
理不涉幸福或違反幸福的狀態. 自我設限亦即自我安慰, 把值得的
東西置入單純的想象中, 不以活動來實踐促進, 或抗衡逆向的外力
, 所以稱之為靜態.
人文文明的演進, 就是人類確定了第一自限: 人的有限性, 並在其
後增設人工的自限, 以集中有限力量, 置幸福於某一方向. 社會文
明的演進, 就是人類確定了第二自限: 人際互倚合作同時產生的互
抵性, 並在其後增設社教的制限, 以交換力量, 企求突破外在環境
的局限.
一個絕對自限的道德體系, 就是服從自然狀態之餘, 不以自然為幸
福, 無法找到局限突破點的情況.
一個相對自限的道德體系, 就是社會無法集結出共通的突破點, 又
未發展到排擠毀滅的情況.
香港是一個相對自限的道德體系: 香港人的幸福是互相抵消的, 同
時香港人排擠不了最大的互抵對立面, 只能排擠更不涉幸福的他者
.
以社教的觀點而言, 香港人普遍是「內部無品的」, 為爭奪幸福而
首先向最親近的單位施暴. 內圍爭鬥的成功, 化為建立修飾品德的
基本資源, 而最終再在泛化的香港慈善活動中成為共同體.
形成這種道德觀, 關鍵問題是個人幸福感的視野. 體現於家庭, 每
個人的地位不是家族全面力量的特殊體現, 而是內部比較的標準化
體現. 小朋友的地位建立於單一考試的名次, 青年人的地位建立於
出身學府的排位, 中年人的地位建立於職位, 到了老年才稍為放寬
內圍比較.
依據內部地位而成就的幸福, 難免是互相抵消的, 因為證立幸福必
須要在內部定義不幸者, 既要借助排擠形成權力關係, 又要勉強挽
留被排擠者, 以免本身的邊沿化. 而被排擠者不單是被勉強接納,
更有著跟排濟者共通的價值認同, 亦即尋求幸福尚要依賴著現有的
內圍分限, 這種自限性使他們沒有離開此社會. 坦白說, 未能脫離
劇列排擠的人, 是時代的產物: 因為能離開的已經離開了, 他們或
者是新加入了, 或者是不懂離開的.
零三年七一遊行時所暴發的中產意識, 即是這種內部無品的體現.
一種無從由說的「中產主導」「民主派主導」遊行的說法, 於零三
零四年間浮上來. 與其說是中產意識高漲, 倒不說成中產人士剝削
其他參與者的道德價值的過程.
這個中產論述, 恰巧又是中產以下的被剝削者的願景, 以致於普羅
大眾被劫掉自主參與角色之餘, 沒有實施反抗. 作為普羅市俗, 他
們並未確立本身的階級, 只視之為過渡到中產之前的況態, 甘願替
他人作嫁衣裳, 因為「幸福並不是作為市俗去奪權」.
中產民主價值, 正有著這個特點: 如果找不到本身的階級價值, 參
與權可以被否定, 而被視為愚民.
其實所謂愚民, 就是指無法集團對外的競爭中出力, 以致組織集團
時被直接忽略的人. 愚民的幸福依據著市民, 但是市民的幸福卻不
用依據愚民. 愚民對於社會的存在感, 僅限於其自限性: 比如無力
遷出, 不能引導自然暴力.
移民社會在某程度上, 是不同等級的愚民: 如果在一個社會未能找
到幸福, 就遷到另一個社會; 與其爭取確立一時一地的幸福, 不如
等待流動到更幸福的地方; 無必要抗拒一時一地的不幸, 只要收窄
或轉移幸福的視線. 之所以稱之為愚民, 就是這種尋求幸福的手段
, 一不能集團化, 二必然導致最暴戾的遭遇戰: 被既定幸福者安排
到互相殺戮的愚民內戰.
這體現於過渡後的香港人身份當中. 作為中國人而遷移到香港追尋
幸福 (主要是經濟生活上而言) , 是一個否定中國的過程; 但作為
一個香港人而追尋幸福, 卻要委曲地以「承認中國」作為前提. 不
單止所有非中國人的香港人在論述中缺席, 就是作為中國人的幸福
, 也是自我抵消的. 要比中國好才覺得自己幸福, 但又得肯定中國
好, 才能追尋香港人本身的幸福. 當中最大的局限性, 就是不能直
接跳過中國而認同香港, 形成中國人身份跟香港人身份之間的心理
殘殺.
過渡之前, 反而未出現中國人身份跟香港人身份之間的對立. 香港
認同乃見於「聰明、勤奮、克苦、耐勞、具國際視野的中國人」,
簡而言之, 就是特殊的中國人. 回歸之後, 無論是大陸香港化, 還
是香港大陸化, 整個走向都是要磨滅中國人當中的特殊者, 而建構
出標準的中國人.
所謂的土共論述, 最強力的一句便是「你到底係唔係中國人？」.
這句話的可怕之處, 是使香港人的幸福所在, 置於中國人同一標準
的內部殘殺當中, 亦即上文所講及的「暴戾的遭遇戰」.
對於參與港式遊行的人, 可能從來都沒有想過, 超凡的遊行秩序下
, 其實是一場暴戾的遭遇戰, 正如一支兵分二路的軍隊, 突然相遇
而未能相認, 結果在彼此的危難心理底下互相踐踏, 自我瓦解.
這兩支軍隊是道德的軍隊, 亦即是作為中國人響往平穩安定的幸福
, 跟作為香港人企求改革復興的幸福. 兩者在每一個參與遊行者的
心中混戰一場, 結果推動港人參加遊行的幸福因, 就在遊行所虛構
的復興者人數中瞬速發洩, 旋而自限於中國人幸福所在的相安無事
狀態中. 由於相安無事的狀態無法證立改革復興的幸福, 結果又再
爆發遊行.
同樣的遭遇戰也發生於每周一度的城市論壇. 也許維園阿伯向「民
主派」人士的叫囂和侮辱, 更容易劇場化兩種幸福的對立. 香港人
既要台上講者的文明, 作為個人道德, 同時又擺脫不了維園阿伯的
親共忠純, 作為集體道德, 以面對香港人本體. 轉一轉頭, 面對著
中國人, 香港人的集體卻又改成文明進步, 個體道德就是忠純愛國
.
所謂個體道德, 說穿了就是內部抵消, 內部殘殺的工具; 香港人的
兩個面向, 使得無論作為文明者, 或是愛國者, 都是內部殘殺而得
以自立的. 而集體道德, 本應是指向一個調停內戰的政體, 但又因
為作為中國人和作為香港人的集體意識不協調, 根本就沒有一個介
體能夠著力調停.
為中國人貢獻文明, 卻把文明安排成發自當下的中國. 為香港人貢
獻忠誠, 卻把忠誠指向了遙遠北京. 這樣子, 無論是文明說還是忠
誠說, 都無法自我驗證. 香港人的幸福, 也就因此讓既定的幸福者
所壟斷, 未能新陳代謝.
中產興起, 不過是把中產的道德價值, 重新宣告一次, 既沒有上升
, 也沒有下降 (也許有下降, 若有, 則是指中產的文明性格迷失於
中國化之中) . 香港大遊行, 不過是把香港人的幸福, 再度置於中
國人身份跟香港人身份的內戰當中, 不會危害經濟, 甚至沒有必要
安排政治調動以安撫或交待.
回到政體的問題. 香港人的社會活動, 局限於經濟層面和文娛層面
. 而實情則是經濟決定文娛, 是經濟心態使得廣義的、生活性的文
化層面, 簡約為狹義的、消費性的文娛.
文娛是文化的盲點, 協和著抵消性的幸福, 必須透過內部商場的競
爭來證立的文娛價值, 就是無法擴大的, 寄付於狹義、人工化、由
既得幸福者設計的潮流意義當中.
正是這一種狀態, 使香港人相信大遊行的可能: 消費一天, 檢定人
頭數目 (價格) , 維持良好秩序; 整個佈局其實就是文化人所設計
的香港形象買賣. 買入西方民主意象, 賣出穩定和平的中國文化,
整單交易於此完成.
香港政體的特點, 也就是構成過渡後的香港人的特點, 亦即見於此
種買賣當中. 整個社會的道德完成方法, 就是一次遊行跟另一次遊
行的人頭競價活動. 一次遊行的號召失敗, 在消費內部邏輯而言,
意味著整系列遊行的貶值. 一次遊行的號召成功, 卻又形成了新框
架和對上一個框架的包裝衝突.
這種非常無稽的內部矛盾, 形成遊行批次之間, 無法如願承托或串
聯成政治力量, 而得要不斷自我修正、自我檢值. 一次成功的號召
, 在形成真正變革之前, 已成了下一次號召的負累. 幸福被置於估
值和買賣當中, 已經不是個自我實踐的過程, 跟自限毫無差異.
無論是移民政體, 還是買賣政體, 香港人的道德觀無法自立出幸福
所在, 恐怕這樣子永遠無法帶動政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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